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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律.从教三十五年感赋     三十五年是与非,半生心血李桃肥。 舌耕寒暑腰何折,笔写春秋发更稀。 雕琢从来高境界,栽培无处不芳菲。 一腔壮志今犹甚,喜看杏坛雏燕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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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6月23日《浔阳晚报》发表散文《生命中缺少一次高考》

 

 
              

生命中缺少一次高考

 
□余春明

  一辈子教书,退休后又返聘再教了一届三年,送了多少学生进入高考考场,没有准确地计算过。每次目送学生们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时,我是既激动又羡慕:激动的是经过自己和同事们辛勤地培养,又有一批幼苗成才了;羡慕的是坐在那神圣而又庄严的考场里,该是人生多么幸福的时刻,我却没有经历过。我的生命里缺少一次高考,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。 

 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“文革”后期,那时候鼓吹教育革命,大学招生不用考试,由公社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保送,只要家庭成分好,自己表现积极就可以。中学也不教文化知识,只是到高中最后一年,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教育、科技工作,学校才开始走入正轨,但不久又称之为“右倾思想回潮”,推翻重来。整个中学四年(初高中各两年),基本上没学到什么。1973年暑假高中毕业,按照当年“社来社去”的规定,我们全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记得当时没有什么毕业典礼,也没拍集体照,连毕业证都要以后听通知来学校取。同样是下乡,我们这些农村子弟比起城市下放的知识青年又要低一等。下放“知青”会受到当地公社和大队的热烈欢迎,敲锣打鼓,鞭炮齐鸣,好不热闹;而我们自己扛背包回家,无声无息。难怪有人慨叹,我们5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是社会的“弃儿”;40年代的还挂上了“老三届”的头衔,“文革”结束恢复高考全都赶上了高考的“头班车”;稍后(60年代)的也都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走上正轨的幸运儿。从这一点看,该是时代欠我们一次高考。 

  回乡后,凭借父亲长期积累的人脉,我有幸没做真正的农民,1973年暑假过后我就在大队小学担任“赤脚”老师。之所以称之为赤脚,就是农民中选拔的,性质还是农民。虽然在“知识无用论”盛行的时代,教师被称为“臭老九”,低人一等,同毕业的几个同学有的进了大队部做干部,有的担任公社电影放映员,有的开大队独一无二的拖拉机,都是吃香喝辣的工作,但我不羡慕,安心本职工作,一心只想做一位好老师。父亲也因为当时读大学要保送,自己家庭的社会关系不好,连二叔那样“文革”前期县中的高材生都因政审不过关而梦断高考,我又怎么会有可能?前车之鉴,父亲心有余悸,也就死了那份心,一心张罗我的婚事。第二年我就和邻村的姑娘(现在的妻子)结婚,不久便生儿育女。 

  命运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,“文革”结束的第二年——1977年恢复高考,而我已是有一双儿女的父亲了。前两年,招生简章明文规定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、肄业学生年龄、婚否均不限,当然其他考生也一样。我考虑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太薄弱,没有报名,准备过两年再说。这两年的高考起点低,“老三届”学生几乎一网打尽,全部录取。受到影响,我更坚定了第三年报考的决心。我暗暗发力,向人借来课本复习。因为白天要上班,村小是复式班教学,一天到晚,几乎没有空堂。星期天要回家,替代妻子到小队劳动,只能是晚上才有时间看书。当时没有电灯,点的是煤油灯,一个晚上下来,鼻子里全是黑黑的煤灰。热天,大家都在外面乘凉,我则在煤油灯下挥汗如雨。为防止蚊虫叮咬,还得穿上长褂长裤,脚上穿雨靴,全副武装,其艰苦状况,一言难尽。最难的还是没人辅导,就那么熬着,自我感觉还可以,只待报考时刻的到来。意想不到的是,第三年政策变了,已婚者不能报考。有人分析,“老三届”基本考入大学了,优惠政策当然取消,谁管我们这些50后呢?我仰天长叹,时也,命也,天不助我,意欲何为!我就这样与高考失之交臂,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。 

  后来,我虽然参加了民师转正的考试,当年的大中专考试同时进行,也算是正式考试吧,我也有幸被录取于九江师范,接受了一年的脱产学习,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国编教师,但这毕竟是中考,不能算是高考。再后来,我陆续参加了“电大”和自学考试,每次考试考场的严肃氛围一点也不亚于高考,但压根也不能算高考。我的生命里真的缺少一次高考啊! 

  幸运的是,我虽然没有参加高考,但一辈子呕心沥血培育下一代,让他们都有了高考成才的机会。如果身体状况允许,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努力,这又让我在心里获得了些许满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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